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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草贼终须大败”：沈曾植对戊戌变法的“预言”
王绍贝
2026-06-10 13:58
来源：澎湃新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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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曾植是晚清学术史上的大家，他在西北史地、小学、经史、版本目录、诗词、碑帖、书法等多个领域都有极深的造诣。他在三十一岁入京参加会试时，将自己研究西北地理的心得写入答卷，得到了考官翁同龢的赞赏，誉之为“通人”。但近代历史上的沈曾植与其他有思想、有抱负的知识分子一样，并非一个“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”的书呆子，而是积极参与了晚清的改良运动。他研究西北地理即起因于清代边疆边防问题，早在中法战争前他就倡言变法，对戊戌变法有同情、也有批判；义和团运动时期，他是“东南互保”的深度参与者；清末新政时期他赴日本考察教育，参与了晚清教育改良，为张之洞提出关于新政的系统改革方案和路线图。一些学者因为历史原因，多讳言沈曾植晚年参与张勋复辟的史实（例如钱仲联先生就“为尊者讳”，说沈曾植参与复辟是“为人所挟持”），但从相关史料来看，沈曾植参与复辟，和康有为一样，他俩都是持保守主义立场的变法派，这与沈曾植历来主张在君权（开明专制）主导下推动变法改良的立场是一致的。


沈曾植

“子再读二十年书，与吾谈可耳”

要理解沈曾植的变法思想，还要从他与康、梁变法维新思想之间的差异说起。陈寅恪曾指出，清末倡言变法的士大夫有两个派别，不可混淆：

当时之言变法者，盖有不同之二源，未可混一论之也。……先君亦从郭公（郭嵩焘）论文论学，而郭公者，亦颂美西法，当时士大夫目为汉奸国贼，群欲得杀之而甘心者也。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，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。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，本自不同。（《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》，收入《寒柳堂集》）

陈寅恪指出晚清变法两个派别：一个是郭嵩焘、张之洞为代表“历验世务”的实务派，另一个是以康有为、梁启超为代表的附会“孔子改制”今文经学的空想派。沈曾植1898年因丁忧离职，曾应湖广总督张之洞之邀，当过张之洞的幕宾，在两湖书院主讲史学，因此沈曾植在变法的立场和观点也比较接近张之洞。

沈曾植与康有为的交往不可谓不深，他为康有为之母写过墓志铭，但他对康有为的学术和政治理念则始终不以为然。沈曾植与康有为的第一次见面在1888年夏，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，经过黄绍箕的介绍，“相与扺掌论学”并订交。唐文治记载了他们第一次会面的戏剧性一幕：

康有为之初至京师也，气焰张甚，迨见先生论学，虽机锋百出，而无一足与先生抗者。先生曰:“嘻！子再读二十年书，与吾谈可耳。”康乃不敢作跋扈态。（《茹经堂文集三编》卷五《沈子培先生年谱序》，转引自许全胜《沈曾植年谱长编》）

沈曾植以深邃学问折服了康有为，但他不止对康说过“子再读二十年书，与吾谈可耳”这样的话，对辜鸿铭也说过，这似乎可以算沈曾植的口头禅了。而沈曾植对康有为学问的评价则是：“爱翻书！”平心而论，康有为那些新学伪经、孔子改制、大同等学说，不是剽窃廖平观点来的“说经家之野狐禅”（翁同龢语），就是充满空想的乌托邦，康有为在晚清学术史上留下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不多。

过去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戊戌变法前，康有为和梁启超在京师发起成立了强学会，但根据孔祥吉先生的考证，康有为、梁启超只是强学会（早期名称为强学书院）的活跃成员，强学会实际是甲午战争爆发后，由文廷式、沈曾植等京官们成立的，那时候康有为尚不在京师。（参见孔祥吉《被忘却的近代新闻第一章》，收入《惊雷十年梦未醒》）由此可见沈曾植提倡变法早在康有为之前，但他与康梁的变法思想则存在较大差异。

沈曾植劝康有为读《顺宗实录》

戊戌变法发动后，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、也极其了解康有为为人为学的沈曾植，对康鼓动起来的这次变法极为不看好，并一开始就预言康会以失败告终。戊戌变法前几个月，沈曾植因为“丁母忧”开缺回乡葬母，离开了京师这个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的政治风暴中心。他临行前屡次致函康有为，“讽之读《顺宗实录》”。沈曾植具备高度的历史情境模拟能力，他劝康有为读《顺宗实录》，是因为康的变法行动，与唐顺宗时期王伾、王叔文、柳宗元等发动的永贞革新（又称“二王八司马”事件）极为相似。两次变法都是底层新进得宠的年轻激进派官员（小臣）发动的，他们尽管得到皇帝的赏识，但根基不稳，要推行自己的主张势必要发展为权力斗争，为了夺取权力不惜一切手段，新旧矛盾如水火不容，最终只能导致失败。这实际是沈作为朋友给康的忠告，警告他前途危险，康显然没有听进去。

1898年（戊戌）6月11日（农历四月二十三日），光绪帝颁布《明定国是诏》正式拉开了变法维新的序幕。沈曾植在6月16日致函汪康年的信中谈了他对变法的看法：

廿三大学堂之诏，自当系力闢新机，第详其文体，疑出司农台省，党议方滋，难必不遭齮龁。和调新旧，泯绝同异，虑终非秀才学究所能为，天竟如何，情兼喜惧。覈实言之，在上者苟无日月双悬之临照，寒暑迭代之机权，发宪求善，亦未必遽能如志。在下者苟气慑于文字语言之末节（此与汉学家言小学而不通大义者何异？），智穷于扬清激浊之虚言，得位乘时，要终不免乎覆餗。（许全胜《沈曾植年谱长编》）

信中对戊戌变法的未来非常不看好，他指出康有为的学术主张太激进，难以调和新旧，康党多为“秀才学究”缺乏行政经验，而光绪帝“无日月双悬之临照，寒暑迭代之机权”，也即处于没有实权的地位，也没有取慈禧而代之的能力。（“日月双悬之临照”出自李白《上皇西巡南京歌》“双悬日月照乾坤”，指唐肃宗灵武即位后，与唐玄宗成为“日月双悬”）戊戌期间，康有为上了数十封变法奏折，光绪帝三个月的时间里发布了一百多道变法旨意，大概任何官僚机构也经不起这种折腾，何况康有为这些变法奏折里面的主张、措施，很多都流于“虚言”，康党喜欢激进的言辞和虚张声势的措辞，实际要落到施政的实际操作层面难度很大，因此沈曾植断定康党“终不免乎覆餗”。

几乎在同一时期，沈曾植还与文廷式有过晤谈，也谈到了康有为“草贼终须大败”：

同乘车过宜城桥，诵“双悬日月照乾坤”之句，慨然远想，（文廷式）谓：“世间至此，非此无由定国。”予谓：“中朝党论，疑忌方多，病状益深，要方不敢轻试，《庄子》所谓至言不出俗言胜者，今之谓与？”道希（文廷式字道希）言及糠（指康有为）曰：“此伧耳，何能为？”予曰：“世界益低，人才益瘁，仆至今日乃不敢藐视一人。”道希征其故，曰：“此禅家所谓草贼也，草贼终须大败，第不知须费几多棒喝。仆老矣，且去国以后，理乱罕闻，政恐意气褊激，诸公未免将为此人鼓动耳。”（文廷式《护德瓶斋客语》）

“草贼”典出《临济录》等禅宗典籍，指“说话不合机锋”，沈曾植以“草贼”比喻康党，可能是对他们的激进措辞和变法的措施等持鄙视的态度，判定他们“必败”。

此后不久，沈曾植又致函文廷式谈到康有为，据《文廷式集·芸阁丛谈》转述信中说：

糠孽（借耶律文正诋邱长春语，隐康字）大名，遂满宇宙；南城谈士，卷舌无声。假留我辈数人，何至今（令）渠跳梁至此？自仆观之，今之骂糠者，皆张糠之焰者也。寿州以两奏遣之，韩陵片石，赖有斯人。世事非变法不可为。而变法之机，为此君卤莽灭裂，中生[变]阻。伾、[叔]文败，而神策北军、终南士大夫遂无敢复议[变]法者。数往知来，可为长太息者也。

沈曾植在信中称康有为“糠孽”，尽管他认为“世事非变法不可为”，但变法的时机“为此君卤莽灭裂”，康党的“胡作非为”导致清朝错过了自改革的大好时机（此时朝野上下有危机感和必须变法的共识，也有统一的中央权威）。他不仅逆料康有为会失败，而且认为此次失败又会引来朝中顽固派的反扑，最终导致“士大夫遂无敢复议[变]法者”。戊戌之后的朝局确实如沈曾植所预料的，慈禧等保守派的反扑，意图废立光绪，谣言外国将干预导致慈禧借义和团灭洋，引来八国联军、签订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事件，清朝从此元气大伤，尽管慈禧痛定思痛，推行了“清末新政”，但此时的清朝已经是“内外皆轻”，一方面失去了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来推动改革，同时地方分离势力也在坐大，于是武昌新军振臂一呼，清社遂屋。

“天祸人国，生此妖物”

戊戌政变发生后，沈曾植致函王彦威，其中也谈到康有为：

恭读十一月十六日诏书，慈恩浩荡，海内人士，同声感泣。康逆平生伎俩，专藉名流名字，上欺显宦，下罔生徒。……天祸人国，生此妖物（芍翁常目为耗子精）。当春间出都之时，曾告诸公此人未可轻视，能令出洋最好，无如人之不信，何也？（彼不得君，固不能肆其猖獗，出洋而少给经费，困之有余矣。）（许全胜《沈曾植年谱长编》）

沈曾植得知康“围园杀后”的策划行动，自是气愤，康居然把变法搞成武装政变！称为“康逆”并不足怪，也不是他违心之言。信中“芍翁”指李文田，字若农，亦称约农，广东顺德人，咸丰五年乡试中举，九年会试中式，赐一甲三名进士及第，授翰林院编修，旋直南书房，久为天子近臣，亦为帝党中一重要人物。按理李文田正好与康有为是同乡，为什么会咒康是“耗子精”？李详《药裹慵谈》中记载了这么一件事：

李若农先生文田，以善相名。乙庵（沈曾植字），其门生也。一日集沈所，门者以梁启超刺入，沈亟白李曰：“老夫子曾言，吾乡新出梁生，足为粤人生色。今其人来，可以一谈。及梁入，李骤色变，翅须咏齿，若无所见。梁窘甚，辞出。沈云：“往者老夫子于梁闻声相慕，今何蓄怒以待？”李云：“耗子精，扰乱天下必此人也。”……沈亲告余，以鲜知记之”。（卷五“沉乙庵述李若农善相”条）

这则笔记中记录了由沈曾植讲述的，李文田第一次会面梁启超情景，因为李文田擅长相面，看到梁启超的面相极为厌恶，认为梁启超是“耗子精”，必扰乱天下。但沈曾植的书札却说李文田把康有为目为“耗子精”，我认为沈曾植的信是正确的，李详《药裹慵谈》记录这则掌故得自沈曾植口述，但他可能记忆失误，把康有为搞错成梁启超。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，而李文田是广东佛山顺德人，康南海也是广东佛山南海人，李详此则笔记中李文田会面的同乡应该是康有为才更合理。且在戊戌变法之前，康有为曾经向工部递交《上清帝第四书》，却遭到了时任南书房行走的李文田的抵制，导致奏折无法上达光绪。实际上康有为在广东籍京官里面争议很大，如许应骙对康就持批评态度，康有为乡评极差，李文田作为同乡，也许通过其他同乡的渠道得知康有为平日的狂生作态，而目之为“耗子精”也未可知。


“戊戌六君子”浮雕

戊戌变法的失败和康党的“胡作非为”、庸医误国，是沈曾植刻骨铭心之痛史，甚至在他的学术笔记里面都有蛛丝马迹。在学术笔记中“夹带私货”，影射当下政治现实，这本是传统士大夫阶层忧国忧民的体现，也是一种独特的学术传统。他曾在《论读明史》中指出：“读《日知录》者，不可不读《明史》，《明史》如脉证，《日知录》如方药也。……凡亭林之说，不可通行后世者，大抵明季切用之论也。王船山《读通鉴论》，亦宜以此揆之。”（《海日楼文集》）《日知录》也好，《读通鉴论》也好，其实都包含了作者对于明季历史教训的思考。沈曾植《海日楼札丛》这部学术笔记，也“夹带私货”，许多条目乃作者有感于晚清史事而发。如“王敦诋谢混语”条：

王敦诋谢混曰：“正使杀君辈数十人，何损于时。”吾读此为之汗下。（《海日楼札丛》卷四）

这条没头没脑的札记，又无甚学术价值，却极可能是沈曾植读史中联想到了康有为的言行而发的感慨。晚清野史中有一个流传极广的关于荣禄与康有为朝堂辩论的故事，具体版本大同小异，根据苏继祖的《清廷戊戌朝变记》，说康有为被光绪帝召见，在朝房候见的时候，两个人发生了针锋相对的辩论，荣禄问康有为：以子之槃槃大才，有什么办法补救甲午后的朝局？康有为说，只有变法。荣禄说：知道应该变法，但一二百年的成法，能一下子改变吗？康有为回答：“杀几个一品大员，法即变矣！”根据马忠文先生《荣禄与晚清政局》中的考证，这则掌故的真实性是很难成立的，但这样的说法在清末民国流传极广，不排除沈曾植将此作为“康逆”作孽的罪状之一。即使没有发生这种事，戊戌变法期间，光绪帝一日罢免礼部六堂官的做法，也是类似杀人变法这样引发激烈新旧党争的行为，更别提康有为想出并策划了“围园杀后”。

“戊戌之败，本原在此”

1901年清末新政开始后，沈曾植给张之洞写了两封长信，系统论述了他对于未来新政、变法的主张、措施和施政路线图，其中许多观点都建立在对于戊戌变法失败原因的沉痛反思上面：

中西之法虽殊，所以行法者，知及仁守，庄莅礼动，纵千古，横四海，无异理也。以礼义诚恪之心行新政，新政，仁政也；以愤时嫉俗之心行新政，新政，虐政而已矣。戊戌之败，本原在此。（《与南皮制军书》）

自今以后，愿公以变法之利益开导恒人，以变法之祸乱提撕同志。保国民之秩序，而后高堂廉远，可以保君权；存历史之性情，而后林茂渊深，可以存国教。以实事改之，与以空言争之，势相百、效相万也。（《扬州与南皮制军书》，二书见钱仲联编《海日楼文集》）

同时期他致函两广总督陶模的信中，也论述了自己的+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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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草贼终须大败”：沈曾植对戊戌变法的“预言”
王绍贝
2026-06-10 13:58
来源：澎湃新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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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曾植是晚清学术史上的大家，他在西北史地、小学、经史、版本目录、诗词、碑帖、书法等多个领域都有极深的造诣。他在三十一岁入京参加会试时，将自己研究西北地理的心得写入答卷，得到了考官翁同龢的赞赏，誉之为“通人”。但近代历史上的沈曾植与其他有思想、有抱负的知识分子一样，并非一个“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”的书呆子，而是积极参与了晚清的改良运动。他研究西北地理即起因于清代边疆边防问题，早在中法战争前他就倡言变法，对戊戌变法有同情、也有批判；义和团运动时期，他是“东南互保”的深度参与者；清末新政时期他赴日本考察教育，参与了晚清教育改良，为张之洞提出关于新政的系统改革方案和路线图。一些学者因为历史原因，多讳言沈曾植晚年参与张勋复辟的史实（例如钱仲联先生就“为尊者讳”，说沈曾植参与复辟是“为人所挟持”），但从相关史料来看，沈曾植参与复辟，和康有为一样，他俩都是持保守主义立场的变法派，这与沈曾植历来主张在君权（开明专制）主导下推动变法改良的立场是一致的。


沈曾植

“子再读二十年书，与吾谈可耳”

要理解沈曾植的变法思想，还要从他与康、梁变法维新思想之间的差异说起。陈寅恪曾指出，清末倡言变法的士大夫有两个派别，不可混淆：

当时之言变法者，盖有不同之二源，未可混一论之也。……先君亦从郭公（郭嵩焘）论文论学，而郭公者，亦颂美西法，当时士大夫目为汉奸国贼，群欲得杀之而甘心者也。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，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。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，本自不同。（《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》，收入《寒柳堂集》）

陈寅恪指出晚清变法两个派别：一个是郭嵩焘、张之洞为代表“历验世务”的实务派，另一个是以康有为、梁启超为代表的附会“孔子改制”今文经学的空想派。沈曾植1898年因丁忧离职，曾应湖广总督张之洞之邀，当过张之洞的幕宾，在两湖书院主讲史学，因此沈曾植在变法的立场和观点也比较接近张之洞。

沈曾植与康有为的交往不可谓不深，他为康有为之母写过墓志铭，但他对康有为的学术和政治理念则始终不以为然。沈曾植与康有为的第一次见面在1888年夏，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，经过黄绍箕的介绍，“相与扺掌论学”并订交。唐文治记载了他们第一次会面的戏剧性一幕：

康有为之初至京师也，气焰张甚，迨见先生论学，虽机锋百出，而无一足与先生抗者。先生曰:“嘻！子再读二十年书，与吾谈可耳。”康乃不敢作跋扈态。（《茹经堂文集三编》卷五《沈子培先生年谱序》，转引自许全胜《沈曾植年谱长编》）

沈曾植以深邃学问折服了康有为，但他不止对康说过“子再读二十年书，与吾谈可耳”这样的话，对辜鸿铭也说过，这似乎可以算沈曾植的口头禅了。而沈曾植对康有为学问的评价则是：“爱翻书！”平心而论，康有为那些新学伪经、孔子改制、大同等学说，不是剽窃廖平观点来的“说经家之野狐禅”（翁同龢语），就是充满空想的乌托邦，康有为在晚清学术史上留下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不多。

过去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戊戌变法前，康有为和梁启超在京师发起成立了强学会，但根据孔祥吉先生的考证，康有为、梁启超只是强学会（早期名称为强学书院）的活跃成员，强学会实际是甲午战争爆发后，由文廷式、沈曾植等京官们成立的，那时候康有为尚不在京师。（参见孔祥吉《被忘却的近代新闻第一章》，收入《惊雷十年梦未醒》）由此可见沈曾植提倡变法早在康有为之前，但他与康梁的变法思想则存在较大差异。

沈曾植劝康有为读《顺宗实录》

戊戌变法发动后，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、也极其了解康有为为人为学的沈曾植，对康鼓动起来的这次变法极为不看好，并一开始就预言康会以失败告终。戊戌变法前几个月，沈曾植因为“丁母忧”开缺回乡葬母，离开了京师这个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的政治风暴中心。他临行前屡次致函康有为，“讽之读《顺宗实录》”。沈曾植具备高度的历史情境模拟能力，他劝康有为读《顺宗实录》，是因为康的变法行动，与唐顺宗时期王伾、王叔文、柳宗元等发动的永贞革新（又称“二王八司马”事件）极为相似。两次变法都是底层新进得宠的年轻激进派官员（小臣）发动的，他们尽管得到皇帝的赏识，但根基不稳，要推行自己的主张势必要发展为权力斗争，为了夺取权力不惜一切手段，新旧矛盾如水火不容，最终只能导致失败。这实际是沈作为朋友给康的忠告，警告他前途危险，康显然没有听进去。

1898年（戊戌）6月11日（农历四月二十三日），光绪帝颁布《明定国是诏》正式拉开了变法维新的序幕。沈曾植在6月16日致函汪康年的信中谈了他对变法的看法：

廿三大学堂之诏，自当系力闢新机，第详其文体，疑出司农台省，党议方滋，难必不遭齮龁。和调新旧，泯绝同异，虑终非秀才学究所能为，天竟如何，情兼喜惧。覈实言之，在上者苟无日月双悬之临照，寒暑迭代之机权，发宪求善，亦未必遽能如志。在下者苟气慑于文字语言之末节（此与汉学家言小学而不通大义者何异？），智穷于扬清激浊之虚言，得位乘时，要终不免乎覆餗。（许全胜《沈曾植年谱长编》）

信中对戊戌变法的未来非常不看好，他指出康有为的学术主张太激进，难以调和新旧，康党多为“秀才学究”缺乏行政经验，而光绪帝“无日月双悬之临照，寒暑迭代之机权”，也即处于没有实权的地位，也没有取慈禧而代之的能力。（“日月双悬之临照”出自李白《上皇西巡南京歌》“双悬日月照乾坤”，指唐肃宗灵武即位后，与唐玄宗成为“日月双悬”）戊戌期间，康有为上了数十封变法奏折，光绪帝三个月的时间里发布了一百多道变法旨意，大概任何官僚机构也经不起这种折腾，何况康有为这些变法奏折里面的主张、措施，很多都流于“虚言”，康党喜欢激进的言辞和虚张声势的措辞，实际要落到施政的实际操作层面难度很大，因此沈曾植断定康党“终不免乎覆餗”。

几乎在同一时期，沈曾植还与文廷式有过晤谈，也谈到了康有为“草贼终须大败”：

同乘车过宜城桥，诵“双悬日月照乾坤”之句，慨然远想，（文廷式）谓：“世间至此，非此无由定国。”予谓：“中朝党论，疑忌方多，病状益深，要方不敢轻试，《庄子》所谓至言不出俗言胜者，今之谓与？”道希（文廷式字道希）言及糠（指康有为）曰：“此伧耳，何能为？”予曰：“世界益低，人才益瘁，仆至今日乃不敢藐视一人。”道希征其故，曰：“此禅家所谓草贼也，草贼终须大败，第不知须费几多棒喝。仆老矣，且去国以后，理乱罕闻，政恐意气褊激，诸公未免将为此人鼓动耳。”（文廷式《护德瓶斋客语》）

“草贼”典出《临济录》等禅宗典籍，指“说话不合机锋”，沈曾植以“草贼”比喻康党，可能是对他们的激进措辞和变法的措施等持鄙视的态度，判定他们“必败”。

此后不久，沈曾植又致函文廷式谈到康有为，据《文廷式集·芸阁丛谈》转述信中说：

糠孽（借耶律文正诋邱长春语，隐康字）大名，遂满宇宙；南城谈士，卷舌无声。假留我辈数人，何至今（令）渠跳梁至此？自仆观之，今之骂糠者，皆张糠之焰者也。寿州以两奏遣之，韩陵片石，赖有斯人。世事非变法不可为。而变法之机，为此君卤莽灭裂，中生[变]阻。伾、[叔]文败，而神策北军、终南士大夫遂无敢复议[变]法者。数往知来，可为长太息者也。

沈曾植在信中称康有为“糠孽”，尽管他认为“世事非变法不可为”，但变法的时机“为此君卤莽灭裂”，康党的“胡作非为”导致清朝错过了自改革的大好时机（此时朝野上下有危机感和必须变法的共识，也有统一的中央权威）。他不仅逆料康有为会失败，而且认为此次失败又会引来朝中顽固派的反扑，最终导致“士大夫遂无敢复议[变]法者”。戊戌之后的朝局确实如沈曾植所预料的，慈禧等保守派的反扑，意图废立光绪，谣言外国将干预导致慈禧借义和团灭洋，引来八国联军、签订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事件，清朝从此元气大伤，尽管慈禧痛定思痛，推行了“清末新政”，但此时的清朝已经是“内外皆轻”，一方面失去了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来推动改革，同时地方分离势力也在坐大，于是武昌新军振臂一呼，清社遂屋。

“天祸人国，生此妖物”

戊戌政变发生后，沈曾植致函王彦威，其中也谈到康有为：

恭读十一月十六日诏书，慈恩浩荡，海内人士，同声感泣。康逆平生伎俩，专藉名流名字，上欺显宦，下罔生徒。……天祸人国，生此妖物（芍翁常目为耗子精）。当春间出都之时，曾告诸公此人未可轻视，能令出洋最好，无如人之不信，何也？（彼不得君，固不能肆其猖獗，出洋而少给经费，困之有余矣。）（许全胜《沈曾植年谱长编》）

沈曾植得知康“围园杀后”的策划行动，自是气愤，康居然把变法搞成武装政变！称为“康逆”并不足怪，也不是他违心之言。信中“芍翁”指李文田，字若农，亦称约农，广东顺德人，咸丰五年乡试中举，九年会试中式，赐一甲三名进士及第，授翰林院编修，旋直南书房，久为天子近臣，亦为帝党中一重要人物。按理李文田正好与康有为是同乡，为什么会咒康是“耗子精”？李详《药裹慵谈》中记载了这么一件事：

李若农先生文田，以善相名。乙庵（沈曾植字），其门生也。一日集沈所，门者以梁启超刺入，沈亟白李曰：“老夫子曾言，吾乡新出梁生，足为粤人生色。今其人来，可以一谈。及梁入，李骤色变，翅须咏齿，若无所见。梁窘甚，辞出。沈云：“往者老夫子于梁闻声相慕，今何蓄怒以待？”李云：“耗子精，扰乱天下必此人也。”……沈亲告余，以鲜知记之”。（卷五“沉乙庵述李若农善相”条）

这则笔记中记录了由沈曾植讲述的，李文田第一次会面梁启超情景，因为李文田擅长相面，看到梁启超的面相极为厌恶，认为梁启超是“耗子精”，必扰乱天下。但沈曾植的书札却说李文田把康有为目为“耗子精”，我认为沈曾植的信是正确的，李详《药裹慵谈》记录这则掌故得自沈曾植口述，但他可能记忆失误，把康有为搞错成梁启超。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，而李文田是广东佛山顺德人，康南海也是广东佛山南海人，李详此则笔记中李文田会面的同乡应该是康有为才更合理。且在戊戌变法之前，康有为曾经向工部递交《上清帝第四书》，却遭到了时任南书房行走的李文田的抵制，导致奏折无法上达光绪。实际上康有为在广东籍京官里面争议很大，如许应骙对康就持批评态度，康有为乡评极差，李文田作为同乡，也许通过其他同乡的渠道得知康有为平日的狂生作态，而目之为“耗子精”也未可知。


“戊戌六君子”浮雕

戊戌变法的失败和康党的“胡作非为”、庸医误国，是沈曾植刻骨铭心之痛史，甚至在他的学术笔记里面都有蛛丝马迹。在学术笔记中“夹带私货”，影射当下政治现实，这本是传统士大夫阶层忧国忧民的体现，也是一种独特的学术传统。他曾在《论读明史》中指出：“读《日知录》者，不可不读《明史》，《明史》如脉证，《日知录》如方药也。……凡亭林之说，不可通行后世者，大抵明季切用之论也。王船山《读通鉴论》，亦宜以此揆之。”（《海日楼文集》）《日知录》也好，《读通鉴论》也好，其实都包含了作者对于明季历史教训的思考。沈曾植《海日楼札丛》这部学术笔记，也“夹带私货”，许多条目乃作者有感于晚清史事而发。如“王敦诋谢混语”条：

王敦诋谢混曰：“正使杀君辈数十人，何损于时。”吾读此为之汗下。（《海日楼札丛》卷四）

这条没头没脑的札记，又无甚学术价值，却极可能是沈曾植读史中联想到了康有为的言行而发的感慨。晚清野史中有一个流传极广的关于荣禄与康有为朝堂辩论的故事，具体版本大同小异，根据苏继祖的《清廷戊戌朝变记》，说康有为被光绪帝召见，在朝房候见的时候，两个人发生了针锋相对的辩论，荣禄问康有为：以子之槃槃大才，有什么办法补救甲午后的朝局？康有为说，只有变法。荣禄说：知道应该变法，但一二百年的成法，能一下子改变吗？康有为回答：“杀几个一品大员，法即变矣！”根据马忠文先生《荣禄与晚清政局》中的考证，这则掌故的真实性是很难成立的，但这样的说法在清末民国流传极广，不排除沈曾植将此作为“康逆”作孽的罪状之一。即使没有发生这种事，戊戌变法期间，光绪帝一日罢免礼部六堂官的做法，也是类似杀人变法这样引发激烈新旧党争的行为，更别提康有为想出并策划了“围园杀后”。

“戊戌之败，本原在此”

1901年清末新政开始后，沈曾植给张之洞写了两封长信，系统论述了他对于未来新政、变法的主张、措施和施政路线图，其中许多观点都建立在对于戊戌变法失败原因的沉痛反思上面：

中西之法虽殊，所以行法者，知及仁守，庄莅礼动，纵千古，横四海，无异理也。以礼义诚恪之心行新政，新政，仁政也；以愤时嫉俗之心行新政，新政，虐政而已矣。戊戌之败，本原在此。（《与南皮制军书》）

自今以后，愿公以变法之利益开导恒人，以变法之祸乱提撕同志。保国民之秩序，而后高堂廉远，可以保君权；存历史之性情，而后林茂渊深，可以存国教。以实事改之，与以空言争之，势相百、效相万也。（《扬州与南皮制军书》，二书见钱仲联编《海日楼文集》）

同时期他致函两广总督陶模的信中，也论述了自己的变法思想，并将康有为与招抚义和团“扶清灭洋”的顽固派大臣刚毅相提并论：

戊戌议政之权在小臣，故事杂而言厖，利未行而害已先至。……新政者将以求政道之开明，非以快人心之悁忿也。先布新而后除旧者人情安，先除旧而后布新者人心危。既有革故鼎新之事者，不可复快我愤时嫉俗之言。……拙工之言曰：求去病，当忍痛苦。一切不问，概以刀鍼从事。病不愈而命先尽者，抑亦多矣。西人医病以剖割，然不肯令病者受痛。其行政主制裁，然不欲令民众不安。彼其道乃有合于吾华老庄之言，盖阅历而得之。东海西海，推之皆准。若一往爽辣之言，则东西皆无此事也。世知刚、康之行事为反对，而不知刚、康之立志为同原，刚之末流入于拳，康之末流入于票。无惑也，彼二人议论，尝与官吏为仇。凡匪皆仇官，则固有水流湿火就燥之相会者矣。（转引自许全胜《沈曾植年谱长编》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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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草贼终须大败”：沈曾植对戊戌变法的“预言”
王绍贝
2026-06-10 13:58
来源：澎湃新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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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曾植是晚清学术史上的大家，他在西北史地、小学、经史、版本目录、诗词、碑帖、书法等多个领域都有极深的造诣。他在三十一岁入京参加会试时，将自己研究西北地理的心得写入答卷，得到了考官翁同龢的赞赏，誉之为“通人”。但近代历史上的沈曾植与其他有思想、有抱负的知识分子一样，并非一个“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”的书呆子，而是积极参与了晚清的改良运动。他研究西北地理即起因于清代边疆边防问题，早在中法战争前他就倡言变法，对戊戌变法有同情、也有批判；义和团运动时期，他是“东南互保”的深度参与者；清末新政时期他赴日本考察教育，参与了晚清教育改良，为张之洞提出关于新政的系统改革方案和路线图。一些学者因为历史原因，多讳言沈曾植晚年参与张勋复辟的史实（例如钱仲联先生就“为尊者讳”，说沈曾植参与复辟是“为人所挟持”），但从相关史料来看，沈曾植参与复辟，和康有为一样，他俩都是持保守主义立场的变法派，这与沈曾植历来主张在君权（开明专制）主导下推动变法改良的立场是一致的。


沈曾植

“子再读二十年书，与吾谈可耳”

要理解沈曾植的变法思想，还要从他与康、梁变法维新思想之间的差异说起。陈寅恪曾指出，清末倡言变法的士大夫有两个派别，不可混淆：

当时之言变法者，盖有不同之二源，未可混一论之也。……先君亦从郭公（郭嵩焘）论文论学，而郭公者，亦颂美西法，当时士大夫目为汉奸国贼，群欲得杀之而甘心者也。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，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。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，本自不同。（《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》，收入《寒柳堂集》）

陈寅恪指出晚清变法两个派别：一个是郭嵩焘、张之洞为代表“历验世务”的实务派，另一个是以康有为、梁启超为代表的附会“孔子改制”今文经学的空想派。沈曾植1898年因丁忧离职，曾应湖广总督张之洞之邀，当过张之洞的幕宾，在两湖书院主讲史学，因此沈曾植在变法的立场和观点也比较接近张之洞。

沈曾植与康有为的交往不可谓不深，他为康有为之母写过墓志铭，但他对康有为的学术和政治理念则始终不以为然。沈曾植与康有为的第一次见面在1888年夏，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，经过黄绍箕的介绍，“相与扺掌论学”并订交。唐文治记载了他们第一次会面的戏剧性一幕：

康有为之初至京师也，气焰张甚，迨见先生论学，虽机锋百出，而无一足与先生抗者。先生曰:“嘻！子再读二十年书，与吾谈可耳。”康乃不敢作跋扈态。（《茹经堂文集三编》卷五《沈子培先生年谱序》，转引自许全胜《沈曾植年谱长编》）

沈曾植以深邃学问折服了康有为，但他不止对康说过“子再读二十年书，与吾谈可耳”这样的话，对辜鸿铭也说过，这似乎可以算沈曾植的口头禅了。而沈曾植对康有为学问的评价则是：“爱翻书！”平心而论，康有为那些新学伪经、孔子改制、大同等学说，不是剽窃廖平观点来的“说经家之野狐禅”（翁同龢语），就是充满空想的乌托邦，康有为在晚清学术史上留下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不多。

过去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戊戌变法前，康有为和梁启超在京师发起成立了强学会，但根据孔祥吉先生的考证，康有为、梁启超只是强学会（早期名称为强学书院）的活跃成员，强学会实际是甲午战争爆发后，由文廷式、沈曾植等京官们成立的，那时候康有为尚不在京师。（参见孔祥吉《被忘却的近代新闻第一章》，收入《惊雷十年梦未醒》）由此可见沈曾植提倡变法早在康有为之前，但他与康梁的变法思想则存在较大差异。

沈曾植劝康有为读《顺宗实录》

戊戌变法发动后，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、也极其了解康有为为人为学的沈曾植，对康鼓动起来的这次变法极为不看好，并一开始就预言康会以失败告终。戊戌变法前几个月，沈曾植因为“丁母忧”开缺回乡葬母，离开了京师这个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的政治风暴中心。他临行前屡次致函康有为，“讽之读《顺宗实录》”。沈曾植具备高度的历史情境模拟能力，他劝康有为读《顺宗实录》，是因为康的变法行动，与唐顺宗时期王伾、王叔文、柳宗元等发动的永贞革新（又称“二王八司马”事件）极为相似。两次变法都是底层新进得宠的年轻激进派官员（小臣）发动的，他们尽管得到皇帝的赏识，但根基不稳，要推行自己的主张势必要发展为权力斗争，为了夺取权力不惜一切手段，新旧矛盾如水火不容，最终只能导致失败。这实际是沈作为朋友给康的忠告，警告他前途危险，康显然没有听进去。

1898年（戊戌）6月11日（农历四月二十三日），光绪帝颁布《明定国是诏》正式拉开了变法维新的序幕。沈曾植在6月16日致函汪康年的信中谈了他对变法的看法：

廿三大学堂之诏，自当系力闢新机，第详其文体，疑出司农台省，党议方滋，难必不遭齮龁。和调新旧，泯绝同异，虑终非秀才学究所能为，天竟如何，情兼喜惧。覈实言之，在上者苟无日月双悬之临照，寒暑迭代之机权，发宪求善，亦未必遽能如志。在下者苟气慑于文字语言之末节（此与汉学家言小学而不通大义者何异？），智穷于扬清激浊之虚言，得位乘时，要终不免乎覆餗。（许全胜《沈曾植年谱长编》）

信中对戊戌变法的未来非常不看好，他指出康有为的学术主张太激进，难以调和新旧，康党多为“秀才学究”缺乏行政经验，而光绪帝“无日月双悬之临照，寒暑迭代之机权”，也即处于没有实权的地位，也没有取慈禧而代之的能力。（“日月双悬之临照”出自李白《上皇西巡南京歌》“双悬日月照乾坤”，指唐肃宗灵武即位后，与唐玄宗成为“日月双悬”）戊戌期间，康有为上了数十封变法奏折，光绪帝三个月的时间里发布了一百多道变法旨意，大概任何官僚机构也经不起这种折腾，何况康有为这些变法奏折里面的主张、措施，很多都流于“虚言”，康党喜欢激进的言辞和虚张声势的措辞，实际要落到施政的实际操作层面难度很大，因此沈曾植断定康党“终不免乎覆餗”。

几乎在同一时期，沈曾植还与文廷式有过晤谈，也谈到了康有为“草贼终须大败”：

同乘车过宜城桥，诵“双悬日月照乾坤”之句，慨然远想，（文廷式）谓：“世间至此，非此无由定国。”予谓：“中朝党论，疑忌方多，病状益深，要方不敢轻试，《庄子》所谓至言不出俗言胜者，今之谓与？”道希（文廷式字道希）言及糠（指康有为）曰：“此伧耳，何能为？”予曰：“世界益低，人才益瘁，仆至今日乃不敢藐视一人。”道希征其故，曰：“此禅家所谓草贼也，草贼终须大败，第不知须费几多棒喝。仆老矣，且去国以后，理乱罕闻，政恐意气褊激，诸公未免将为此人鼓动耳。”（文廷式《护德瓶斋客语》）

“草贼”典出《临济录》等禅宗典籍，指“说话不合机锋”，沈曾植以“草贼”比喻康党，可能是对他们的激进措辞和变法的措施等持鄙视的态度，判定他们“必败”。

此后不久，沈曾植又致函文廷式谈到康有为，据《文廷式集·芸阁丛谈》转述信中说：

糠孽（借耶律文正诋邱长春语，隐康字）大名，遂满宇宙；南城谈士，卷舌无声。假留我辈数人，何至今（令）渠跳梁至此？自仆观之，今之骂糠者，皆张糠之焰者也。寿州以两奏遣之，韩陵片石，赖有斯人。世事非变法不可为。而变法之机，为此君卤莽灭裂，中生[变]阻。伾、[叔]文败，而神策北军、终南士大夫遂无敢复议[变]法者。数往知来，可为长太息者也。

沈曾植在信中称康有为“糠孽”，尽管他认为“世事非变法不可为”，但变法的时机“为此君卤莽灭裂”，康党的“胡作非为”导致清朝错过了自改革的大好时机（此时朝野上下有危机感和必须变法的共识，也有统一的中央权威）。他不仅逆料康有为会失败，而且认为此次失败又会引来朝中顽固派的反扑，最终导致“士大夫遂无敢复议[变]法者”。戊戌之后的朝局确实如沈曾植所预料的，慈禧等保守派的反扑，意图废立光绪，谣言外国将干预导致慈禧借义和团灭洋，引来八国联军、签订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事件，清朝从此元气大伤，尽管慈禧痛定思痛，推行了“清末新政”，但此时的清朝已经是“内外皆轻”，一方面失去了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来推动改革，同时地方分离势力也在坐大，于是武昌新军振臂一呼，清社遂屋。

“天祸人国，生此妖物”

戊戌政变发生后，沈曾植致函王彦威，其中也谈到康有为：

恭读十一月十六日诏书，慈恩浩荡，海内人士，同声感泣。康逆平生伎俩，专藉名流名字，上欺显宦，下罔生徒。……天祸人国，生此妖物（芍翁常目为耗子精）。当春间出都之时，曾告诸公此人未可轻视，能令出洋最好，无如人之不信，何也？（彼不得君，固不能肆其猖獗，出洋而少给经费，困之有余矣。）（许全胜《沈曾植年谱长编》）

沈曾植得知康“围园杀后”的策划行动，自是气愤，康居然把变法搞成武装政变！称为“康逆”并不足怪，也不是他违心之言。信中“芍翁”指李文田，字若农，亦称约农，广东顺德人，咸丰五年乡试中举，九年会试中式，赐一甲三名进士及第，授翰林院编修，旋直南书房，久为天子近臣，亦为帝党中一重要人物。按理李文田正好与康有为是同乡，为什么会咒康是“耗子精”？李详《药裹慵谈》中记载了这么一件事：

李若农先生文田，以善相名。乙庵（沈曾植字），其门生也。一日集沈所，门者以梁启超刺入，沈亟白李曰：“老夫子曾言，吾乡新出梁生，足为粤人生色。今其人来，可以一谈。及梁入，李骤色变，翅须咏齿，若无所见。梁窘甚，辞出。沈云：“往者老夫子于梁闻声相慕，今何蓄怒以待？”李云：“耗子精，扰乱天下必此人也。”……沈亲告余，以鲜知记之”。（卷五“沉乙庵述李若农善相”条）

这则笔记中记录了由沈曾植讲述的，李文田第一次会面梁启超情景，因为李文田擅长相面，看到梁启超的面相极为厌恶，认为梁启超是“耗子精”，必扰乱天下。但沈曾植的书札却说李文田把康有为目为“耗子精”，我认为沈曾植的信是正确的，李详《药裹慵谈》记录这则掌故得自沈曾植口述，但他可能记忆失误，把康有为搞错成梁启超。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，而李文田是广东佛山顺德人，康南海也是广东佛山南海人，李详此则笔记中李文田会面的同乡应该是康有为才更合理。且在戊戌变法之前，康有为曾经向工部递交《上清帝第四书》，却遭到了时任南书房行走的李文田的抵制，导致奏折无法上达光绪。实际上康有为在广东籍京官里面争议很大，如许应骙对康就持批评态度，康有为乡评极差，李文田作为同乡，也许通过其他同乡的渠道得知康有为平日的狂生作态，而目之为“耗子精”也未可知。


“戊戌六君子”浮雕

戊戌变法的失败和康党的“胡作非为”、庸医误国，是沈曾植刻骨铭心之痛史，甚至在他的学术笔记里面都有蛛丝马迹。在学术笔记中“夹带私货”，影射当下政治现实，这本是传统士大夫阶层忧国忧民的体现，也是一种独特的学术传统。他曾在《论读明史》中指出：“读《日知录》者，不可不读《明史》，《明史》如脉证，《日知录》如方药也。……凡亭林之说，不可通行后世者，大抵明季切用之论也。王船山《读通鉴论》，亦宜以此揆之。”（《海日楼文集》）《日知录》也好，《读通鉴论》也好，其实都包含了作者对于明季历史教训的思考。沈曾植《海日楼札丛》这部学术笔记，也“夹带私货”，许多条目乃作者有感于晚清史事而发。如“王敦诋谢混语”条：

王敦诋谢混曰：“正使杀君辈数十人，何损于时。”吾读此为之汗下。（《海日楼札丛》卷四）

这条没头没脑的札记，又无甚学术价值，却极可能是沈曾植读史中联想到了康有为的言行而发的感慨。晚清野史中有一个流传极广的关于荣禄与康有为朝堂辩论的故事，具体版本大同小异，根据苏继祖的《清廷戊戌朝变记》，说康有为被光绪帝召见，在朝房候见的时候，两个人发生了针锋相对的辩论，荣禄问康有为：以子之槃槃大才，有什么办法补救甲午后的朝局？康有为说，只有变法。荣禄说：知道应该变法，但一二百年的成法，能一下子改变吗？康有为回答：“杀几个一品大员，法即变矣！”根据马忠文先生《荣禄与晚清政局》中的考证，这则掌故的真实性是很难成立的，但这样的说法在清末民国流传极广，不排除沈曾植将此作为“康逆”作孽的罪状之一。即使没有发生这种事，戊戌变法期间，光绪帝一日罢免礼部六堂官的做法，也是类似杀人变法这样引发激烈新旧党争的行为，更别提康有为想出并策划了“围园杀后”。

“戊戌之败，本原在此”

1901年清末新政开始后，沈曾植给张之洞写了两封长信，系统论述了他对于未来新政、变法的主张、措施和施政路线图，其中许多观点都建立在对于戊戌变法失败原因的沉痛反思上面：

中西之法虽殊，所以行法者，知及仁守，庄莅礼动，纵千古，横四海，无异理也。以礼义诚恪之心行新政，新政，仁政也；以愤时嫉俗之心行新政，新政，虐政而已矣。戊戌之败，本原在此。（《与南皮制军书》）

自今以后，愿公以变法之利益开导恒人，以变法之祸乱提撕同志。保国民之秩序，而后高堂廉远，可以保君权；存历史之性情，而后林茂渊深，可以存国教。以实事改之，与以空言争之，势相百、效相万也。（《扬州与南皮制军书》，二书见钱仲联编《海日楼文集》）

同时期他致函两广总督陶模的信中，也论述了自己的变法思想，并将康有为与招抚义和团“扶清灭洋”的顽固派大臣刚毅相提并论：

戊戌议政之权在小臣，故事杂而言厖，利未行而害已先至。……新政者将以求政道之开明，非以快人心之悁忿也。先布新而后除旧者人情安，先除旧而后布新者人心危。既有革故鼎新之事者，不可复快我愤时嫉俗之言。……拙工之言曰：求去病，当忍痛苦。一切不问，概以刀鍼从事。病不愈而命先尽者，抑亦多矣。西人医病以剖割，然不肯令病者受痛。其行政主制裁，然不欲令民众不安。彼其道乃有合于吾华老庄之言，盖阅历而得之。东海西海，推之皆准。若一往爽辣之言，则东西皆无此事也。世知刚、康之行事为反对，而不知刚、康之立志为同原，刚之末流入于拳，康之末流入于票。无惑也，彼二人议论，尝与官吏为仇。凡匪皆仇官，则固有水流湿火就燥之相会者矣。（转引自许全胜《沈曾植年谱长编》）

沈曾植指出康有为与刚毅的思想表面上是相反的，但二者本质上却是同原的。沈曾植的变法思想强调，清王朝在经历了甲午、戊戌、庚子一系列事变之后，犹如元气大伤的病人，唯有在强有力的君权秩序下的开明专制，举行渐进式的改革，而不是用刺激性的言辞来激化新旧矛盾，才有希望顺利实现现代化转型。可惜，我们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，清朝在戊戌就已经失去了最佳的改革时机，沈曾植马不停蹄地为新政、教育改革奔波，最终却迎来了清王朝的寿终正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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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草贼终须大败”：沈曾植对戊戌变法的“预言”
王绍贝
2026-06-10 13:5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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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曾植是晚清学术史上的大家，他在西北史地、小学、经史、版本目录、诗词、碑帖、书法等多个领域都有极深的造诣。他在三十一岁入京参加会试时，将自己研究西北地理的心得写入答卷，得到了考官翁同龢的赞赏，誉之为“通人”。但近代历史上的沈曾植与其他有思想、有抱负的知识分子一样，并非一个“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”的书呆子，而是积极参与了晚清的改良运动。他研究西北地理即起因于清代边疆边防问题，早在中法战争前他就倡言变法，对戊戌变法有同情、也有批判；义和团运动时期，他是“东南互保”的深度参与者；清末新政时期他赴日本考察教育，参与了晚清教育改良，为张之洞提出关于新政的系统改革方案和路线图。一些学者因为历史原因，多讳言沈曾植晚年参与张勋复辟的史实（例如钱仲联先生就“为尊者讳”，说沈曾植参与复辟是“为人所挟持”），但从相关史料来看，沈曾植参与复辟，和康有为一样，他俩都是持保守主义立场的变法派，这与沈曾植历来主张在君权（开明专制）主导下推动变法改良的立场是一致的。


沈曾植

“子再读二十年书，与吾谈可耳”

要理解沈曾植的变法思想，还要从他与康、梁变法维新思想之间的差异说起。陈寅恪曾指出，清末倡言变法的士大夫有两个派别，不可混淆：

当时之言变法者，盖有不同之二源，未可混一论之也。……先君亦从郭公（郭嵩焘）论文论学，而郭公者，亦颂美西法，当时士大夫目为汉奸国贼，群欲得杀之而甘心者也。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，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。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，本自不同。（《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》，收入《寒柳堂集》）

陈寅恪指出晚清变法两个派别：一个是郭嵩焘、张之洞为代表“历验世务”的实务派，另一个是以康有为、梁启超为代表的附会“孔子改制”今文经学的空想派。沈曾植1898年因丁忧离职，曾应湖广总督张之洞之邀，当过张之洞的幕宾，在两湖书院主讲史学，因此沈曾植在变法的立场和观点也比较接近张之洞。

沈曾植与康有为的交往不可谓不深，他为康有为之母写过墓志铭，但他对康有为的学术和政治理念则始终不以为然。沈曾植与康有为的第一次见面在1888年夏，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，经过黄绍箕的介绍，“相与扺掌论学”并订交。唐文治记载了他们第一次会面的戏剧性一幕：

康有为之初至京师也，气焰张甚，迨见先生论学，虽机锋百出，而无一足与先生抗者。先生曰:“嘻！子再读二十年书，与吾谈可耳。”康乃不敢作跋扈态。（《茹经堂文集三编》卷五《沈子培先生年谱序》，转引自许全胜《沈曾植年谱长编》）

沈曾植以深邃学问折服了康有为，但他不止对康说过“子再读二十年书，与吾谈可耳”这样的话，对辜鸿铭也说过，这似乎可以算沈曾植的口头禅了。而沈曾植对康有为学问的评价则是：“爱翻书！”平心而论，康有为那些新学伪经、孔子改制、大同等学说，不是剽窃廖平观点来的“说经家之野狐禅”（翁同龢语），就是充满空想的乌托邦，康有为在晚清学术史上留下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不多。

过去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戊戌变法前，康有为和梁启超在京师发起成立了强学会，但根据孔祥吉先生的考证，康有为、梁启超只是强学会（早期名称为强学书院）的活跃成员，强学会实际是甲午战争爆发后，由文廷式、沈曾植等京官们成立的，那时候康有为尚不在京师。（参见孔祥吉《被忘却的近代新闻第一章》，收入《惊雷十年梦未醒》）由此可见沈曾植提倡变法早在康有为之前，但他与康梁的变法思想则存在较大差异。

沈曾植劝康有为读《顺宗实录》

戊戌变法发动后，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、也极其了解康有为为人为学的沈曾植，对康鼓动起来的这次变法极为不看好，并一开始就预言康会以失败告终。戊戌变法前几个月，沈曾植因为“丁母忧”开缺回乡葬母，离开了京师这个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的政治风暴中心。他临行前屡次致函康有为，“讽之读《顺宗实录》”。沈曾植具备高度的历史情境模拟能力，他劝康有为读《顺宗实录》，是因为康的变法行动，与唐顺宗时期王伾、王叔文、柳宗元等发动的永贞革新（又称“二王八司马”事件）极为相似。两次变法都是底层新进得宠的年轻激进派官员（小臣）发动的，他们尽管得到皇帝的赏识，但根基不稳，要推行自己的主张势必要发展为权力斗争，为了夺取权力不惜一切手段，新旧矛盾如水火不容，最终只能导致失败。这实际是沈作为朋友给康的忠告，警告他前途危险，康显然没有听进去。

1898年（戊戌）6月11日（农历四月二十三日），光绪帝颁布《明定国是诏》正式拉开了变法维新的序幕。沈曾植在6月16日致函汪康年的信中谈了他对变法的看法：

廿三大学堂之诏，自当系力闢新机，第详其文体，疑出司农台省，党议方滋，难必不遭齮龁。和调新旧，泯绝同异，虑终非秀才学究所能为，天竟如何，情兼喜惧。覈实言之，在上者苟无日月双悬之临照，寒暑迭代之机权，发宪求善，亦未必遽能如志。在下者苟气慑于文字语言之末节（此与汉学家言小学而不通大义者何异？），智穷于扬清激浊之虚言，得位乘时，要终不免乎覆餗。（许全胜《沈曾植年谱长编》）

信中对戊戌变法的未来非常不看好，他指出康有为的学术主张太激进，难以调和新旧，康党多为“秀才学究”缺乏行政经验，而光绪帝“无日月双悬之临照，寒暑迭代之机权”，也即处于没有实权的地位，也没有取慈禧而代之的能力。（“日月双悬之临照”出自李白《上皇西巡南京歌》“双悬日月照乾坤”，指唐肃宗灵武即位后，与唐玄宗成为“日月双悬”）戊戌期间，康有为上了数十封变法奏折，光绪帝三个月的时间里发布了一百多道变法旨意，大概任何官僚机构也经不起这种折腾，何况康有为这些变法奏折里面的主张、措施，很多都流于“虚言”，康党喜欢激进的言辞和虚张声势的措辞，实际要落到施政的实际操作层面难度很大，因此沈曾植断定康党“终不免乎覆餗”。

几乎在同一时期，沈曾植还与文廷式有过晤谈，也谈到了康有为“草贼终须大败”：

同乘车过宜城桥，诵“双悬日月照乾坤”之句，慨然远想，（文廷式）谓：“世间至此，非此无由定国。”予谓：“中朝党论，疑忌方多，病状益深，要方不敢轻试，《庄子》所谓至言不出俗言胜者，今之谓与？”道希（文廷式字道希）言及糠（指康有为）曰：“此伧耳，何能为？”予曰：“世界益低，人才益瘁，仆至今日乃不敢藐视一人。”道希征其故，曰：“此禅家所谓草贼也，草贼终须大败，第不知须费几多棒喝。仆老矣，且去国以后，理乱罕闻，政恐意气褊激，诸公未免将为此人鼓动耳。”（文廷式《护德瓶斋客语》）

“草贼”典出《临济录》等禅宗典籍，指“说话不合机锋”，沈曾植以“草贼”比喻康党，可能是对他们的激进措辞和变法的措施等持鄙视的态度，判定他们“必败”。

此后不久，沈曾植又致函文廷式谈到康有为，据《文廷式集·芸阁丛谈》转述信中说：

糠孽（借耶律文正诋邱长春语，隐康字）大名，遂满宇宙；南城谈士，卷舌无声。假留我辈数人，何至今（令）渠跳梁至此？自仆观之，今之骂糠者，皆张糠之焰者也。寿州以两奏遣之，韩陵片石，赖有斯人。世事非变法不可为。而变法之机，为此君卤莽灭裂，中生[变]阻。伾、[叔]文败，而神策北军、终南士大夫遂无敢复议[变]法者。数往知来，可为长太息者也。

沈曾植在信中称康有为“糠孽”，尽管他认为“世事非变法不可为”，但变法的时机“为此君卤莽灭裂”，康党的“胡作非为”导致清朝错过了自改革的大好时机（此时朝野上下有危机感和必须变法的共识，也有统一的中央权威）。他不仅逆料康有为会失败，而且认为此次失败又会引来朝中顽固派的反扑，最终导致“士大夫遂无敢复议[变]法者”。戊戌之后的朝局确实如沈曾植所预料的，慈禧等保守派的反扑，意图废立光绪，谣言外国将干预导致慈禧借义和团灭洋，引来八国联军、签订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事件，清朝从此元气大伤，尽管慈禧痛定思痛，推行了“清末新政”，但此时的清朝已经是“内外皆轻”，一方面失去了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来推动改革，同时地方分离势力也在坐大，于是武昌新军振臂一呼，清社遂屋。

“天祸人国，生此妖物”

戊戌政变发生后，沈曾植致函王彦威，其中也谈到康有为：

恭读十一月十六日诏书，慈恩浩荡，海内人士，同声感泣。康逆平生伎俩，专藉名流名字，上欺显宦，下罔生徒。……天祸人国，生此妖物（芍翁常目为耗子精）。当春间出都之时，曾告诸公此人未可轻视，能令出洋最好，无如人之不信，何也？（彼不得君，固不能肆其猖獗，出洋而少给经费，困之有余矣。）（许全胜《沈曾植年谱长编》）

沈曾植得知康“围园杀后”的策划行动，自是气愤，康居然把变法搞成武装政变！称为“康逆”并不足怪，也不是他违心之言。信中“芍翁”指李文田，字若农，亦称约农，广东顺德人，咸丰五年乡试中举，九年会试中式，赐一甲三名进士及第，授翰林院编修，旋直南书房，久为天子近臣，亦为帝党中一重要人物。按理李文田正好与康有为是同乡，为什么会咒康是“耗子精”？李详《药裹慵谈》中记载了这么一件事：

李若农先生文田，以善相名。乙庵（沈曾植字），其门生也。一日集沈所，门者以梁启超刺入，沈亟白李曰：“老夫子曾言，吾乡新出梁生，足为粤人生色。今其人来，可以一谈。及梁入，李骤色变，翅须咏齿，若无所见。梁窘甚，辞出。沈云：“往者老夫子于梁闻声相慕，今何蓄怒以待？”李云：“耗子精，扰乱天下必此人也。”……沈亲告余，以鲜知记之”。（卷五“沉乙庵述李若农善相”条）

这则笔记中记录了由沈曾植讲述的，李文田第一次会面梁启超情景，因为李文田擅长相面，看到梁启超的面相极为厌恶，认为梁启超是“耗子精”，必扰乱天下。但沈曾植的书札却说李文田把康有为目为“耗子精”，我认为沈曾植的信是正确的，李详《药裹慵谈》记录这则掌故得自沈曾植口述，但他可能记忆失误，把康有为搞错成梁启超。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，而李文田是广东佛山顺德人，康南海也是广东佛山南海人，李详此则笔记中李文田会面的同乡应该是康有为才更合理。且在戊戌变法之前，康有为曾经向工部递交《上清帝第四书》，却遭到了时任南书房行走的李文田的抵制，导致奏折无法上达光绪。实际上康有为在广东籍京官里面争议很大，如许应骙对康就持批评态度，康有为乡评极差，李文田作为同乡，也许通过其他同乡的渠道得知康有为平日的狂生作态，而目之为“耗子精”也未可知。


“戊戌六君子”浮雕

戊戌变法的失败和康党的“胡作非为”、庸医误国，是沈曾植刻骨铭心之痛史，甚至在他的学术笔记里面都有蛛丝马迹。在学术笔记中“夹带私货”，影射当下政治现实，这本是传统士大夫阶层忧国忧民的体现，也是一种独特的学术传统。他曾在《论读明史》中指出：“读《日知录》者，不可不读《明史》，《明史》如脉证，《日知录》如方药也。……凡亭林之说，不可通行后世者，大抵明季切用之论也。王船山《读通鉴论》，亦宜以此揆之。”（《海日楼文集》）《日知录》也好，《读通鉴论》也好，其实都包含了作者对于明季历史教训的思考。沈曾植《海日楼札丛》这部学术笔记，也“夹带私货”，许多条目乃作者有感于晚清史事而发。如“王敦诋谢混语”条：

王敦诋谢混曰：“正使杀君辈数十人，何损于时。”吾读此为之汗下。（《海日楼札丛》卷四）

这条没头没脑的札记，又无甚学术价值，却极可能是沈曾植读史中联想到了康有为的言行而发的感慨。晚清野史中有一个流传极广的关于荣禄与康有为朝堂辩论的故事，具体版本大同小异，根据苏继祖的《清廷戊戌朝变记》，说康有为被光绪帝召见，在朝房候见的时候，两个人发生了针锋相对的辩论，荣禄问康有为：以子之槃槃大才，有什么办法补救甲午后的朝局？康有为说，只有变法。荣禄说：知道应该变法，但一二百年的成法，能一下子改变吗？康有为回答：“杀几个一品大员，法即变矣！”根据马忠文先生《荣禄与晚清政局》中的考证，这则掌故的真实性是很难成立的，但这样的说法在清末民国流传极广，不排除沈曾植将此作为“康逆”作孽的罪状之一。即使没有发生这种事，戊戌变法期间，光绪帝一日罢免礼部六堂官的做法，也是类似杀人变法这样引发激烈新旧党争的行为，更别提康有为想出并策划了“围园杀后”。

“戊戌之败，本原在此”

1901年清末新政开始后，沈曾植给张之洞写了两封长信，系统论述了他对于未来新政、变法的主张、措施和施政路线图，其中许多观点都建立在对于戊戌变法失败原因的沉痛反思上面：

中西之法虽殊，所以行法者，知及仁守，庄莅礼动，纵千古，横四海，无异理也。以礼义诚恪之心行新政，新政，仁政也；以愤时嫉俗之心行新政，新政，虐政而已矣。戊戌之败，本原在此。（《与南皮制军书》）

自今以后，愿公以变法之利益开导恒人，以变法之祸乱提撕同志。保国民之秩序，而后高堂廉远，可以保君权；存历史之性情，而后林茂渊深，可以存国教。以实事改之，与以空言争之，势相百、效相万也。（《扬州与南皮制军书》，二书见钱仲联编《海日楼文集》）

同时期他致函两广总督陶模的信中，也论述了自己的变法思想，并将康有为与招抚义和团“扶清灭洋”的顽固派大臣刚毅相提并论：

戊戌议政之权在小臣，故事杂而言厖，利未行而害已先至。……新政者将以求政道之开明，非以快人心之悁忿也。先布新而后除旧者人情安，先除旧而后布新者人心危。既有革故鼎新之事者，不可复快我愤时嫉俗之言。……拙工之言曰：求去病，当忍痛苦。一切不问，概以刀鍼从事。病不愈而命先尽者，抑亦多矣。西人医病以剖割，然不肯令病者受痛。其行政主制裁，然不欲令民众不安。彼其道乃有合于吾华老庄之言，盖阅历而得之。东海西海，推之皆准。若一往爽辣之言，则东西皆无此事也。世知刚、康之行事为反对，而不知刚、康之立志为同原，刚之末流入于拳，康之末流入于票。无惑也，彼二人议论，尝与官吏为仇。凡匪皆仇官，则固有水流湿火就燥之相会者矣。（转引自许全胜《沈曾植年谱长编》）

沈曾植指出康有为与刚毅的思想表面上是相反的，但二者本质上却是同原的。沈曾植的变法思想强调，清王朝在经历了甲午、戊戌、庚子一系列事变之后，犹如元气大伤的病人，唯有在强有力的君权秩序下的开明专制，举行渐进式的改革，而不是用刺激性的言辞来激化新旧矛盾，才有希望顺利实现现代化转型。可惜，我们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，清朝在戊戌就已经失去了最佳的改革时机，沈曾植马不停蹄地为新政、教育改革奔波，最终却迎来了清王朝的寿终正寝

沈曾植指出康有为与刚毅的思想表面上是相反的，但二者本质上却是同原的。沈曾植的变法思想强调，清王朝在经历了甲午、戊戌、庚子一系列事变之后，犹如元气大伤的病人，唯有在强有力的君权秩序下的开明专制，举行渐进式的改革，而不是用刺激性的言辞来激化新旧矛盾，才有希望顺利实现现代化转型。可惜，我们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，清朝在戊戌就已经失去了最佳的改革时机，沈曾植马不停蹄地为新政、教育改革奔波，最终却迎来了清王朝的寿终正寝变法思想，并将康有为与招抚义和团“扶清灭洋”的顽固派大臣刚毅相提并论：

戊戌议政之权在小臣，故事杂而言厖，利未行而害已先至。……新政者将以求政道之开明，非以快人心之悁忿也。先布新而后除旧者人情安，先除旧而后布新者人心危。既有革故鼎新之事者，不可复快我愤时嫉俗之言。……拙工之言曰：求去病，当忍痛苦。一切不问，概以刀鍼从事。病不愈而命先尽者，抑亦多矣。西人医病以剖割，然不肯令病者受痛。其行政主制裁，然不欲令民众不安。彼其道乃有合于吾华老庄之言，盖阅历而得之。东海西海，推之皆准。若一往爽辣之言，则东西皆无此事也。世知刚、康之行事为反对，而不知刚、康之立志为同原，刚之末流入于拳，康之末流入于票。无惑也，彼二人议论，尝与官吏为仇。凡匪皆仇官，则固有水流湿火就燥之相会者矣。（转引自许全胜《沈曾植年谱长编》）

沈曾植指出康有为与刚毅的思想表面上是相反的，但二者本质上却是同原的。沈曾植的变法思想强调，清王朝在经历了甲午、戊戌、庚子一系列事变之后，犹如元气大伤的病人，唯有在强有力的君权秩序下的开明专制，举行渐进式的改革，而不是用刺激性的言辞来激化新旧矛盾，才有希望顺利实现现代化转型。可惜，我们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，清朝在戊戌就已经失去了最佳的改革时机，沈曾植马不停蹄地为新政、教育改革奔波，最终却迎来了清王朝的寿终正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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